听话又想做自己的孩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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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理工研三学生以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，留下了一封不失温情的遗书。从字里行间来看，他可说是个很温柔、也挺有趣的人，甚至也没有控诉自己遭遇什么特别的不幸，以至于很多人的反应都是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人类学家Margery Wolf曾洞察到一个关键差别：“自杀行为和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一样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、自身绝望的表示，更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。……西方人对自杀通常的设问方式是‘为什么’，但在中国，人们可能更关注‘谁？谁逼他自杀的？谁应该对此负责？’”
在这背后隐藏着三层意味：
首先，西方人探究的是真相，是一个智性问题，但中国人在意的却是社会关系中的权力与秩序；
其次，中国人不认为自杀者是因心理疾病等原因偏离社会规范的“异类”，而相信他是正常人；
最后，中国人相信正常人不会自杀，除非受到屈抑、欺辱，才以这样激烈的方式表达抗议。
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社会心理，以往中国人（尤其是生活在传统社区的那些人）的自杀动机，其实常常是控诉并召唤复仇，特别是对生前弱势的女性来说，“死亡并不仅仅是苦难的结束，还带来权力，这是一种方法，使折磨她的人受到惩罚”（这里值得再次引用Wolf的话）。
不过，这既是中西文化的差异，其实也是传统与现代的不同。在这次大连理工研究生的自杀事件中，人们普遍的设问是“为什么”，因为很多人真的难以理解，一个看起来都很“正常”的人，为什么要走上这样的绝路？——他看起来似乎并没有遭到什么特别的不幸，至少没有明确地被谁欺压。
也许这才是此事最触动人的地方，它折射出现代人的典型生存处境：问“为什么”的原因之一，是你都不清楚究竟是“谁”造成了这一切。你莫名地感到压力巨大，困在原地动弹不得，有时很想对谁发泄一下，但你甚至都不知道究竟应该怪谁。也许自杀者唯一做错的事，是把这种攻击力转向了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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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问“为什么”并不必然就认为自杀者只是“自己心理有问题”而不追索社会原因，只是说，现代人的普遍处境比传统的熟人社会更复杂、也更抽象了，以至于很难明确是“谁”该为此负责——那也许是整个社会机制的问题，只不过那些敏感的心灵才最难以承受。
在社会转型的时代，像这样的“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”尤为令人苦闷。日本明治时代狂飙突进，从旧有的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的个人既怀抱憧憬，又难以看到前景，不知向何处去，造成弥漫于全社会的苦闷感。1903年，18岁的藤村操在华严瀑布自杀，留下遗书《岩头之感》，其中提到：
万有之真相一言以蔽之，即‘不可解’。
怀抱胸中之恨，烦闷。
最后选择一死。
既已站在岩上，胸中了无不安。
第一次了解到，最大的悲观竟等于最大的乐观。
这番遗言，后来在日本轰动一时，被称为“哲学之自杀”，引起很多人的共鸣。因为这种看似没有任何具体指向、甚至原因不明的苦闷，正是当时年轻人的普遍心理。可以说，也许有些人困惑于“为什么”，但对有着相同处境并能深切体会那些无所不在的压力和苦闷的人说，都不会这么问，因为他们立刻就能明白，乃至“尊重且理解”当事人的选择。
在当下的学术体制下，研究生可能是受到压力最大的群体，在“发表才毕业”的那道窄门面前，无可遁逃。与此同时，学术理想在现实面前也失落了，即便是原本有着多么美好的设想、坚定的内在动力，但仅靠一腔热血无法排遣遇到的无数具体问题，而很多导师却根本不去教你怎么做——只要能发表，得到这个特定的结果，至于怎么想办法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
某种程度上说，这就像是学术领域的“猫论”：白猫黑猫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。这一方面给了你很大自由，另一面又施加了巨大的压力。问题是，在研究领域，要的不仅是“自由”，还要有效的“引导”，当无法靠自己既有那点思路来解决时，势必就面临无从着手的迷茫。
不难想见，在这样目的性极强的游戏规则下，反倒是那些功利心重的学生更能适应，他们通常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，只要想尽办法达成目的即可——哪怕是通过抄袭，不少人甚至东窗事发后都好端端的没受什么处理。而那些有理想、想寻求意义、质问这些规则不合理的人，更容易感到困扰乃至痛苦：我到底为什么做学术？
当然，运气好的话，你可能遇到一个好导师、好老板，但这并不能改变整个制度本身，何况那最多是对他们的道德要求，却不能说是他们的基本责任。确切地说，他们也和你一样困在这套把人异化的制度之中。相比起职场，也许研究生的苦闷更甚，因为环境更封闭，很多课题都只有同实验室的几个人甚至自己单打独斗，学术道路更为孤独，而高知识分子的心灵却更需要意义。
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功利心重、对自己异化没有感觉的人可以活得更好，正如从纳粹集中营生还的意大利作家普里莫·莱维曾说过的，集中营里是很少会有人自杀的，因为只有当人活得较有人的意识时，才会考虑自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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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应当认清一点：在一个笼罩一切的新异化体系下，对所有人来说，“平凡活着”也是一件需要付出全部努力的英雄之举。
看到不少人都痛心地说，像这样一个温柔又有趣的人竟然自杀，实在太可惜、太难理解了。但实际上，恐怕这才合乎逻辑，因为在中国社会，一个既听话又想做自己的孩子，通常过得尤为艰难。
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像这样的“好孩子”往往心理有问题，因为他们几乎完美地满足社会对他的期望，却可能唯独没有满足自己，这势必导致强大的自我压抑，也许他们内心无声的独白是：“我不做自己好久了。”自杀可能是他多年来唯一一次任性做回自己。
就像台湾电影《阳光普照》里那个品学兼优的哥哥，从来不让父母操心，以至于他们都忽视了他也需要关爱。谁也没想到的是，他在一天夜里突然走出家门，跳下了高楼。没有任何遗言，他为什么要自杀就成了这个家里挥之不去的谜团。他那个顽劣的弟弟也感叹：“你说我哥哥厉不厉害？他一辈子就只做错了一件事。”
很多人都忘了，乖孩子也是人，也有自己艰难的时刻，只不过他们都默默地自己熬过来了。“不让别人操心”似乎是他们严苛的道德原则，但万一无法消化又无处发泄，这些攻击力就都转向了自己。由于他们给人感觉常常都是“我没事的”，在一个缺乏沟通的环境中也就更难被人敏感地察觉到蛛丝马迹。
然而事后，微博上也有一位“叶三”指责说自杀者“不坚强，矫情”。看到有人愤怒地说：“没有去共情别人的痛苦，反而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评判别人的选择，真的缺少了人性里善的某一部分。就当人生是在服役吧，那些做出抉择的人提前结束役期，活到最后的人得以刑满释放。”
怎么说呢，在我们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气氛浓厚的丛林社会中，像这样的指责也不算意外，仿佛人生只是一段严酷的生存斗争，熬不过去的弱者都不值得同情。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因为无法忍受父亲的冷淡和无视，一度开枪自杀，还好射偏了，只是受伤，但斯大林得知后却轻蔑地说：“他连枪法都不准。”
有一年我去南京，因为买票晚了，国庆前夜的夜班绿皮车挤得水泄不通，到苏州站时，站台上又是黑压压的一片，以至于长达一个半小时都无法开车。我只能将自己的包高高举起，以免被挤坏，但这种前胸贴后背的状态无疑也难受至极；旁边一个返乡的打工妹在人潮中都被挤哭了，旁边她哥哥呵斥：“哭什么？没用的东西！出来闯荡不都是这样？”
我后来常常想起这一幕，这仿佛是某种缩影或隐喻。当你在人生中遇到困苦时，父兄、上司往往都不是鼓励你，而是呵斥你“没用”或“矫情”，好像除了“坚强再坚强”之外别无他途。甚至就算你和家人发发牢骚，得到的教诲也是“你怎么不找找自己身上的问题”，至于上司则往往更是简单粗暴：“我不要听抱怨，只要结果。”所谓“只要思想不滑坡，方法总比困难多”。
这样，你所有情绪的出口都被堵死了，还加上一个更糟糕的指责：之所以如此，都是你自己的错。但其他人或许也罢了，作为家人、朋友，难道我们应该给的不是理解和支持吗？有一点必须要想清楚：当我们不站在“人”这一边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站在了对立面，而那些悲剧的发生，正是因为那么多人自愿成为权力的同谋。